The Bit Player: Documentary on Claude Shannon, Prophet of Information

谈笑风生 60 views 3 re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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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香农:把信息装进未来的瓶子

一部关于克劳德·香农、信息论、机器智能与创造力的纪录片对话纪实。

一支会喷火的小号

影片从小号爵士乐开始。香农的儿子安德鲁回忆,自己上初中时准备参加学校才艺表演,父亲突然问他:“如果你吹奏的时候,小号里能喷出火来,效果是不是很好?”安德鲁不得不承认,那一定相当精彩。父亲随即钻进工作间,摆弄零件,第二天便把一支真正能够喷火的小号交到了他的手里。爵士乐声过后,画面转为欢快的钢琴曲。这支小号不仅是家庭生活中的一个趣闻,也成为贯穿影片的隐喻:那个改变现代通信世界的人,始终把发明看作一种游戏。

镜头转向不同的受访者,几个人接连反问:“克劳德·香农是谁?”“你真的在问我这个问题?”有人提起每个人都听过的词——比特(bit),有人指出,当今生活在信息时代,而香农正是信息论之父。有人认为,他的历史地位可以与牛顿、爱因斯坦相提并论;有人不明白,为什么公众熟悉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和亨利·福特,却很少听说香农。另一位受访者列举了手机叫车、拨打电话、给朋友发短信、查阅电子邮件等日常行为,强调这些看似不同的活动都受益于香农的工作。有人感慨,自己甚至不知道这一切可以追溯到同一个人;如果真是如此,那个人也许就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于是影片提出了贯穿始终的问题:如果没有香农所做的一切,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配着略带奇异的钢琴音效和舒缓的器乐,讲述者吉米指出,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农开启的革命已经全面展开,他本人却几乎消失在公众视野中。他像乔治·华盛顿那样成为一位被敬仰却遥远的奠基人物,外界既不知道他身在何处,也不知道他正在做什么。影片试图寻找的,正是这个身处信息时代中心、又退到了信息时代边缘的人。

玩具房中的采访

一段安静的器乐过后,镜头来到香农的房间。香农清了清嗓子,问:“你们希望我坐在这里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坐下来。采访者米歇尔感谢香农博士接受访问,又感叹眼前的房间实在惊人。香农笑着说,一个成年男人拥有整整一屋子的玩具,外人看起来大概很滑稽,“这是我一生的工作”。米歇尔说,他不必担心后人只记得这些玩具;在一旁的贝蒂补充,克劳德本来也不太在意后人如何评价他。香农应了一声,反过来询问米歇尔究竟是怎么找到他的。

米歇尔解释,自己正在研究现代世界的奠基者,查阅资料时一遍又一遍见到“克劳德·香农,信息论之父”的称号,却没有人能说清香农此刻在做什么。她认为,香农一九四八年发表的论文,几乎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信息时代”的蓝图。香农笑道,那篇论文已经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情。米歇尔追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像是看见了未来,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香农和贝蒂都笑了。香农问她打算在这里待多久,贝蒂则起身说,看来得去准备一点咖啡。

香农的回答没有采用一个伟大发现者回顾成功的口吻。他说:“事实是,我的脑子白天黑夜都在四处游荡,想出各种不同的东西。就像科幻小说家,我总在想:‘如果事情是这样,会怎么样?’我并不特别在乎别人是不是感兴趣,是不是愿意研究,也不在乎别人觉得我对不对。”在略显戏剧化的音乐声中,他进一步说,自己总是对通信问题感兴趣,无论别人是否认为那是他应该研究的题目。这种由好奇心而不是认可与功利驱动的研究方式,贯穿了他此后的大部分故事。

一个关于通信的普遍问题

伴着戏剧性的声响、远处的呼喊和马的嘶鸣,研究者安德烈娅解释了香农与前人的不同。人类始终在面对同一个基础问题:怎样把一条消息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过去的努力主要围绕三个方向:传得更快、传得更远、传得更准确。用电来通信是划时代的突破,电话铃声随之响起,画面里的女性一遍遍说“喂?喂?”;但早期电通信仍很不可靠,改良手段也颇为零散。香农提出了一个此前几乎没有人真正提出过的问题:能不能建立一套普遍适用的通信理论,并借此实现完美的通信?

香农画了一张看起来极其简单的示意图。首先有一条需要发送的信息,人们必须把它转换为可以传播的东西,例如声波、电脉冲或光信号;信号随后沿着空气、电线等信道或媒介前进。传输过程中可能出现静电、烟雾、噪声等干扰,直到信号抵达接收端;接收端再将它转换回来,希望重建出与原消息足够接近的内容。这样一张看似平凡的图,让香农得以把复杂的通信问题拆成最基本的环节,继而建立一种能够应用于各种通信方式的统一理论。关键不是某一种设备如何运作,而是任何信息系统究竟由什么组成、受到什么限制、又能在何种条件下可靠地工作。

话题刚刚触及这一宏大理论,香农却兴致勃勃地展示另一件作品:一台使用罗马数字计算的机器。他把它叫作 THROBAC,即 Thrifty Roman Numeral Backward Looking Computer,可以理解为“节俭的罗马数字复古计算机”。米歇尔问,是不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制作的;香农回答,不是在这里,而是在贝尔实验室,本来应该研究通信问题的时候做出来的。有人打趣说,这东西显然没有什么庞大的商业市场,香农只是笑。这种故意绕远路、研究不合时宜之物的乐趣,恰好解释了他为什么能够注意到别人忽视的问题。

密歇根小镇、家人的发明与第一条电报线

一位传记研究者认为,要理解香农的思维方式,就必须回到他成长的密歇根州盖洛德(Gaylord)。他在美国中西部一个习惯于自己动手制造东西的小镇长大。那里的孩子可以和最好的朋友走进朋友家的后院,在谷仓里造出一部升降机。香农回忆,母亲是高中的校长;父亲同时做过许多工作,经营家具店、担任遗产认证法官,也从事殡葬业。父亲给他买过一套可以自由组装机械结构的 Erector Set,他到老仍把它列为最喜欢的玩具之一。

祖父同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总想着发明各种东西。香农印象尤其深刻的是,祖父曾花很多时间严肃研究世纪交替究竟发生在一九〇〇年还是一九〇一年。旁人觉得这完全没有用途,香农却对一个人愿意为这种问题耗费精力深感钦佩。伴着轻快的自动钢琴声,少年时期的他又把围栏上的带刺铁丝利用起来,搭建连接自家和邻居家的电报线路;他学习用旗语发送摩尔斯电码,让挥动旗帜的身体仿佛变成一部电报机,还喜欢解决各种数学谜题。后来的评论者把这种成长环境称为“自由探索式童年”,尽管二十世纪一〇年代、二〇年代的人们尚未使用这个说法。

米歇尔问,最早的一次通信实验是否失败了。香农回答,倒不能说失败,只是线路上的噪声实在太大。一个很小的传输错误,就可能把“你喜欢我吗?”(Do you like me?)变成“你听得到我吗?”(Do you hear me?),而姑娘究竟在回答哪一个问题,对少年香农非常重要。这种尴尬既有趣,又让人看到噪声会怎样改变信息。米歇尔问他是否使用摩尔斯电码,他说当然。香农特别欣赏摩尔斯的构思:使用点和划组成两种基本符号,还到印刷厂调查哪些字母最常见,让最常用的 E 对应最短的点,让其次常用的 T 对应划,其他字母依次处理。一个世纪后,香农所思考的恰恰也是这样的事情——消息中哪些符号更常出现,应该如何安排它们的表示方式,才能让通信更有效率。

香农小时候最喜欢的故事是埃德加·爱伦·坡的《金甲虫》(The Gold-Bug)。他觉得坡与自己一样迷恋密码和密码学,坡还曾邀请读者把自己编写的密文寄来供他破解。故事里,一个人找到一张纸条,其中藏着有关海盗基德船长埋藏宝藏地点的密码消息。文字用隐形墨水写成,纸片在火焰旁受热,内容才显现出来。接下来,破解者把密文中最常出现的符号与英语中最常出现的字母联系起来,从而找到了破译的线索。这和摩尔斯构造编码的方法恰好相反,却基于同样的统计规律。香农又把它联想到战争期间艾伦·图灵寻找德国密码规律的工作。他总结说:“寻找模式,这才是关键。”轻柔的古钢琴与器乐贯穿这些往事。

游戏、荒诞文学与布尔代数

香农的孩子们认为,父亲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爱玩,而这种游戏精神渗透进他的所有工作。制造喷火小号只是一个例子;他曾和马文·明斯基一起造出一套往返湖边的座椅升降装置。安德鲁想过制作火箭推动的飞盘,父亲立刻喜欢上这个主意,镜头里传来飞盘旋转的嗡嗡声。家里若摆着一盘咖啡蛋糕,切蛋糕的人不一定从边缘切起,反倒可能从中间挖出一块,形状也未必是正方形,而可能是八边形、五边形。家里的任何东西似乎都可以稍稍改造,看看能否变得更有趣;在这里,没有什么规矩是不容玩笑和实验的。

香农本人是《爱丽丝漫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的忠实读者。他提醒米歇尔,作者刘易斯·卡罗尔也是一位数学家。仙境里充满文字游戏、编码和数学思想,《镜中奇遇记》几乎像一盘遵循荒诞逻辑规则的大型国际象棋。画面伴有兔子打喷嚏和一位女性不断喊“停下、停下”的声音。香农尤其欣赏卡罗尔把奇怪的文字谜题变成数学题目的能力:利用布尔代数,把陈述转换成方程,只用零和一来代表“无”和“有”、假和真,再通过加法与乘法式的运算推导结论。米歇尔问其中一道题的答案是什么,香农说:“婴儿不能管理鳄鱼。”荒诞的结论背后,是把语言中的逻辑结构转化为符号计算的方法。

一位受访者特别指出,香农并不比普通人更擅长心算。比如让他计算 26×4226\times42,他也会走到黑板前写下两个数,老老实实列竖式相乘。若把他想象成能够瞬间得出任何数字答案的“计算天才”,反而低估了他的能力。他真正的特长不是算得快,而是发现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具有共同的结构,从而为所有人打开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思考机器”到二十一岁的硕士论文

香农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两个学士学位,一个是电气工程,另一个是数学。毕业时,他并不清楚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直到看见墙上一张小卡片,写着麻省理工学院招聘研究助理,工作是操作一台能够求解方程的机器。人们把它叫作“思考机器”,这个名字立刻吸引了香农。机器的发明者是万尼瓦尔·布什,当时已是工程界知名人物。香农申请成功,随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度过四年。

新闻影片用激昂的配乐介绍了这台正式名称为“微分分析机”(Differential Analyzer)的机电设备,称它在麻省理工学院创造科学和工业奇迹:穿孔纸带把数据送入一台重达一百吨的庞然大物,让它能够求解普通计算方法难以处理的问题。香农回忆,那里有许多齿轮、传动轴和轮子,机器重得惊人,是当时最出色的计算设备之一。他的工作是调整各个轮盘与部件,使机械系统能够解方程。然而他注意到,机器的核心还包含许多电开关,和电话交换网络里用来接通、切换呼叫路线的开关非常相似。

因为曾在密歇根学过布尔代数,香农突然看到一种漂亮的对应关系:电开关只有接通与断开两种状态,布尔代数则把判断归结为真与假。他用一代表真,用零代表假,然后推导开关组合与逻辑运算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代数中,真命题与真命题相“加”仍然得到真命题,于是会出现看似违反普通算术的等式 1+1=11+1=1。他把研究写成硕士论文,由此开启自己的科学事业。二十一岁完成的这篇论文后来被称为极其重要、甚至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硕士论文之一。

论文还为他赢得一项颇有声望的 Noble Prize。影片特意强调,这里的 Noble 拼作 N-O-B-L-E,不是诺贝尔奖 Nobel。香农是当时这项工程奖最年轻的获奖者,获得奖金和证书,受邀到华盛顿特区向工程师发表报告,最令讲述者兴奋的是,他还因此登上《纽约时报》。一位研究者解释,乔治·布尔提出的“思维法则”原本是一套美丽的抽象理论,香农却看到它与机电开关在结构上是一回事。如果思维的逻辑可以由开关实现,那么机器有朝一日能够思考,也就不再是完全异想天开的猜测。

镜头短暂切到香农指挥一只名叫忒修斯的机械老鼠:“不,不是那边,往后退一点。忒修斯早就该找到办法了。”米歇尔说,她听人称那篇硕士论文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硕士论文,问他当年是不是曾经历过一个“尤里卡”式的顿悟时刻。香农开玩笑说,如果自己知道那个词怎么拼,也许就会喊出来。他只记得,弄明白这一切非常有趣,他玩得很开心。

诺玛眼中的香农:爵士、诗歌与婚姻

诺玛回忆,她当年就读于哈佛大学面向女性的拉德克利夫学院,两位朋友邀请她一起去麻省理工学院见几个不错的男生。她跟着去了,发现是一间连着三间卧室的客厅。两名男生走出来与她的朋友说话,第三间卧室的门开着,里面有人却不肯出来。传出来的不是说话声,而是爵士音乐家比克斯·拜德贝克的唱片。诺玛走到门边问:“你为什么不出来?”房间里的人只走出半个身子,过了一会儿,反而问她:“你为什么不进来?”欢快的爵士乐在这段回忆里响了很久。

在诺玛眼里,年轻的香农风趣、迷人、可爱,观察事物的方式更像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他喜欢诗,尤其喜欢诗人 E. E. 卡明斯,还曾写过一首赞美诺玛胸部的诗。诺玛当时把诗撕掉了,此后一直为此感到惭愧和遗憾。香农想学开飞机,后来确实学会了。那个时候,他刚完成以 1+1=11+1=1 为象征的硕士论文,接下来还必须通过博士学位所要求的法语考试。诺玛负责教他足够的法语,让他能够过关。她笑说,自己喜欢的一点恰恰是香农并不特别擅长这件事。

后来,香农在写给布什博士的信中说:“亲爱的布什博士,我并没有如您可能预料的那样娶一位女科学家,而是娶了一位作家。她帮助我学习法语,显然这件事最终酝酿出了比法语更多的东西。”大乐队爵士乐为这段初婚回忆收尾,影片随后把镜头重新转向香农的学术道路。

遗传学博士研究与普林斯顿的另一种生活

米歇尔问香农,为什么博士研究会转向生物学。香农解释,这主要出自布什的建议。布什非常喜欢他那套“古怪的代数”——这是布什给布尔代数应用起的绰号——于是建议他把它用到遗传学上。那是一九四〇年,沃森和克里克尚未揭示 DNA 的结构,香农自己也对遗传学一无所知。他先把能找到的遗传学入门教材读了一遍,继而发现可以用矩阵表示不同的遗传可能性,再使用矩阵代数预测性状如何在世代之间传递。他还谈到,DNA 也许是终极的信息储存装置。不过这项工作似乎走得太远,生物学家并不知道该怎样理解它。

一九四〇年六月,香农获得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全国性数学研究奖学金,夫妻二人随之迁往普林斯顿。诺玛记得,香农很欣赏她的艺术品位,尤其喜欢她钟爱的修拉画作《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又称《公园里的星期天》。他着迷的是画面的“永恒性”。诺玛看过这幅画无数次,却从来不觉得它是关于时间的画,香农偏偏看到了这个层面。

香农在高等研究院见过爱因斯坦、哥德尔和冯·诺伊曼,但他提醒米歇尔:“你得把这件事理解准确。我说的是我见过他们,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记得见过我。”他记得与爱因斯坦相遇时深受震动;爱因斯坦每天步行上班,香农开车经过时会向他挥手,不过爱因斯坦多半不知道他是谁,可能还以为他是个怪人。研究院里,香农和导师赫尔曼·外尔进行过几次很好的谈话,谈到科学正在经历的变革,包括量子力学、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对精确测量的限制,以及哥德尔所揭示的数学自身的局限。尽管如此,研究院整体上偏重纯数学,对更实际的工程问题兴趣不大;香农没有遇到多少真正关心他所研究问题的人。

这段经历也在改变他的婚姻。诺玛说,在普林斯顿的最后半年,事情越来越不对劲。香农从外面回来时心情恶劣,甚至不愿谈论发生了什么;他越来越不愿出门,越来越沉默,却越来越多地吹单簧管。伴着忧郁的单簧管声,米歇尔问,这是否与世界局势、战争将至有关。诺玛否认说,香农不愿了解政治,她当时以为丈夫只是对高等研究院的工作不满意。然而米歇尔指出,资料显示他只在研究院工作了两个月,而诺玛从九月直到次年七月一直住在普林斯顿。诺玛听到这里非常震惊:“你是说,我以为他去高等研究院上班的时候,他根本不在那里?我们还在一起时,他就辞职了,却没有告诉我?他去了别的地方?他究竟在做什么?”

米歇尔告诉她,香农当时通过普林斯顿大学为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工作。诺玛说,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些蹊跷,因为丈夫的神情已经完全改变,像成了另一个人;那段时间和他生活在一起非常艰难。最后她对丈夫说,自己无法再这样生活下去,必须离婚。香农在另一段访谈中回顾了当时的决定:他在普林斯顿待到大约一半时便感觉到战争逼近,认为投身战争研究既更有用,也能让自己更安全,尤其能降低被征兵的风险,而他实在不喜欢被征召入伍。于是,他提前辞去奖学金研究职位,主动去贝尔实验室询问能否找到工作。两个人讲述的是同一段经历,却保留着彼此并不重合、甚至相互冲突的认知。

贝尔实验室的战争工作与隐秘研究

蓝调音乐响起,其中有一段歌声唱到“星期一我去了餐馆”。与香农有过亲密关系的玛丽亚回忆,他日夜播放蓝调唱片,最钟爱的歌手是泰迪·格蕾丝。她也非常喜欢这位歌手,至今依然喜爱。那些蓝调悲伤却动听,他用一台很大的留声机播放,声音甚至能穿过天花板传到楼上。玛丽亚就是因为被他的音乐吵得无法学习而结识他的。她对他说,即便自己夜里很长时间都不睡觉,唱片也实在太吵了;香农答应把机器挪开,随后邀请她约会。她记得香农十分英俊,额前总有一绺黑色卷发,他常要甩头把它拨开。他尤其热爱爵士,因为爵士的即兴与不可预测性令他着迷。

玛丽亚曾问香农靠什么谋生,他只回答“我和数字打交道”,令她一度以为他是会计。她认为那是一段痛苦时期。自己得了德国麻疹时,香农甚至想被传染,因为那样他就能请假,不必继续做自己厌恶的工作。香农解释,贝尔实验室起初让他研究导弹发射系统,但另一组人正在研究如何对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的通信实施加密、扰乱未经授权者的理解。这种通信问题远比发射系统更能吸引他,于是他申请加入相关小组。

密码学小组的大多数人致力于破解具体电文,关心的是很实际的破译技巧,像侦探小说里的福尔摩斯那样寻找线索。香农想问的却是更抽象的问题:要截获多少条消息,才有可能破解密码?能不能设计一种根本无法破译的密码?他对这些理论问题投入了更多心力。玛丽亚说,诺玛曾建议香农接受精神分析,她猜他在第一段婚姻期间就已相当低落。香农认为,自己的密码学理论工作当时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也许对一线密码破译者而言不够实用;不过战争结束后,他确实曾被邀请到华盛顿为国家安全局提供咨询。话说到这里,他忽然停住,表示虽然已过去很久,关于那段工作的事情恐怕还是不该继续讲下去。

玛丽亚还记得,自己曾问香农精神分析进展如何,他答道:“那个人总算学到了一些数学,也懂得怎样正确思考了。”她转述香农更深层的困扰:他曾经相信,一旦某件事被证明是真,就会永远是真;后来这种确定性被动摇,一切似乎变得相对,他原来信奉的黑白分明、绝对的真理感不复存在,他不得不重新适应。影片展示了一段落款为“一九四四年,克劳德”的旧文字,结尾写着“带着爱和亲吻,也带着诅咒和嘘声”。玛丽亚感叹,一九四四年已经过去很久,却似乎并不那么遥远;她那时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在意香农,如今回想才觉得本该早些明白。她认为,香农不愿说出的那部分生活,确实在两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隔阂。

密码学与信息论:一枚硬币的两面

米歇尔找到香农一九四五年的一份密码学报告,发现其中出现了“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这个词组。她认为,这可能是这两个词第一次以这样的组合出现在印刷材料里。香农略显意外,问她是不是真的。米歇尔把文字指给他看,进而提出一个看似自然的推论:既然他的划时代信息论论文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发表,是否可以说信息论是从密码学研究中诞生的?香农回答得非常明确:“不。”

他向米歇尔解释,她是在寻找一个过于简单的因果故事。更准确的说法是,密码学研究与通信理论研究在同一时期并行推进。在他头脑里,两者本来就有联系:怎样让一条消息无法被理解,和怎样让它能够被正确理解,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米歇尔继续追问,按照正式工作安排,他当时是不是只被要求研究密码学;香农笑着反问,她是不是打算去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工作。随后他坦言,密码学项目某种程度上为自己下班后在家里做的另一项研究提供了正当名义,好让他的工作看起来是体面而有价值的。米歇尔问他是否觉得必须隐藏那项研究,他说倒不是刻意隐藏,只是当时也不知道它最终能否成功。

受访研究者指出,香农为自己的普遍通信理论断断续续工作了十年。他经历婚姻破裂,经历了自己并不喜欢的战争项目,常常在夜间和周末工作,把零碎时间一点点收集起来。他基本上独自推进,不告诉别人自己正在研究什么。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发现,若要真正理解通信,就必须重新认识被通信传递的“东西”本身;他需要对“信息”提出一个彻底不同的新定义。

信息是什么:从意义中抽离的不确定性

香农回忆,当时的人们常把信息称为“情报”(intelligence),这个概念非常滑溜。他希望能像测量能量一样,把信息当作某种可以衡量的物理量。经过思考,他意识到一件令许多人感到不安的事:测量信息时,可以完全不考虑消息的意义。 信息论意义上的“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发送消息的作用,在于消除不确定性——让接收者知道原本不知道的事。伴随柔和而后转为紧张的音乐,他请米歇尔拿出一枚硬币,开玩笑说自己若起身去拿,米歇尔一定又会叫他坐回去。米歇尔终于从身上找出一枚硬币,香农问她猜正面还是反面,她猜反面,结果是正面。

香农说,抛硬币是最简单的信息传递例子,因为它只有两种可能:正面或反面、真或假、一或零。这就是一个 比特。纪录片把“将所有信息转换为比特”概括为香农的第一个重大思想。硬币落下的清脆声、玻璃碎裂的声响与器乐交替出现,画面从文字转换到图像、音乐、视频,说明这些表面上截然不同的内容,都可以用零和一表示,并依照相同的数学原则处理。这样,通信问题就可以被归结为两个核心问题:怎样把东西转换成零和一,以及怎样确保这些零和一在传输中准确抵达。

香农接着问米歇尔,这枚硬币是不是合法的,会不会是假币。米歇尔说据她所知不是。如果这是一枚公平的硬币,每次抛掷,正反两面出现的概率都相同,那么传递一百次彼此独立的抛掷结果,就需要一百个比特,每次一个。香农故意开玩笑,说万一米歇尔是个想戏弄轻信老人的骗子呢;这时镜头揭示,另一枚硬币两面都是正面。既然每次都一定出现正面,就无须再告诉别人结果,因而完全可预测的事件没有新的信息。在这种衡量方式下,事情越不可预测,就越需要消息来说明实际发生了什么;完全随机的结果,反而包含更多需要传递的信息。

于是香农提出一个看似悖论的说法:胡言乱语在信息论测度下,可能比伟大文学包含更多信息。米歇尔立刻反驳,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可未必如此。香农承认乔伊斯确实难以预测;米歇尔又举出《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的怪诗《炸脖龙》(Jabberwocky),念起“那时正晦暗,滑溜溜的怪物……在草地上旋转钻动”一类几乎无法猜出下一个词的诗句,香农笑说,那些文字连下一个字母都很难预料。这里的“信息更多”不是说胡言乱语更有思想价值,而是说它在统计意义上更难预测。

普通英语的情况则相反。香农说,根据自己的计算,英语中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具有冗余性。哪些词经常一起出现,语法允许怎样的排列,都蕴含统计规律。一个人一旦学会一门语言,就已经在不自觉地掌握其中大量概率结构,因此即便一句话丢失了若干字母,甚至丢失了几个单词,也常能根据上下文理解其含义。由此,通信的效率问题不再只是提高传输设备的速度,还包括:一条消息中有多少部分其实可以由其他部分推测出来?

压缩、熵与最短的信息表示

纪录片把香农的第二个重大思想总结为:压缩信息,去除冗余,只传递无法预测的部分。 在轻快的音乐和画面切换中,这个想法从日常语言延伸到所有数字内容。香农进一步提出一个过去很少有人认真追问的问题:一条消息能否不断缩短?在不丢失必要信息的前提下,它究竟能够压缩到多小,最少需要多少比特?他证明,这个问题存在一个数学意义上的下界,而且能够根据消息中各种可能结果的概率计算出来。

香农得到的公式具有令人惊讶的形式:它与物理学中称为“熵”的一个基本量极为相似。物理熵常被联系到随机性与无序程度,香农于是也用“熵”(entropy)为自己的信息量命名。在纪录片的表述中,熵回答了一个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问题:“我最多能把这件事做到多好?”它规定了无损压缩所能达到的理论极限,也就是说,一条信息在不丢失信息的意义下,平均能够被压缩到的最低尺度。影片强调,正是这种把原本庞大的信息压缩为很小表示形式的能力,让信息时代成为可能。紧张的管弦乐将这一发现烘托为通信理论的第二个关键里程碑。

随后香农突然聊起一条著名的通信测试消息。他问米歇尔,知不知道华盛顿与莫斯科热线最早传输的是什么。米歇尔猜是“你听得到我吗?”,香农笑着回答:“The quick brown fox jumped over the lazy dog's back.”,接着是一到零的十个数字。这句英文包含字母表中的全部字母,但并不够经济,因为一些字母重复出现。香农与贝蒂曾兴致勃勃地尝试寻找一句每个英文字母只出现一次、而且覆盖二十六个字母的最短句子。贝蒂回忆,他们花很多时间翻字典,专找辅音多、元音少的单词;最棘手之处是元音只有那么几个,而几乎每个单词都离不开元音。香农展示了他们凑出来的表达:“Squdgy Fez Blank Jimp Crwth Vox。”这番文字游戏与理论研究并不矛盾,都是在寻找同样的问题的边界:怎样用最紧凑的符号容纳全部所需内容。

信道的速度极限与数学纠错

完成数字化与压缩,还远不能算完成通信。纪录片解释,零和一仍必须穿过现实世界中的信道,无论是电线,还是像水管中流动的水那样的物理媒介,通道总有自身的容量限制。此外还有静电、干扰和各种噪声,它们会使零变成一、使一变成零,也可能让整个消息无法恢复。香农于是又提出一个问题:能否为每一种通信信道计算一条速度界线,超过它,通信就不可避免地失去可靠性?他找到了描述信道理论最大信息传输速率的数学关系,影片把这个界限称为“香农极限”(Shannon limit),并把它比作物理学中不可超越的光速。

一位研究者说,这个概念最初令人震惊。人们此前很少想到信息传播竟有这样一条可以计算的速度上限;爱因斯坦告诉人们物体不能超过光速,香农则告诉工程师,在给定信道条件下,信息传输不能无视容量上限。纪录片用“超过界限就会掉下悬崖”形容失败的严重性,指出企图在超出这一极限的条件下保持原有意义上的可靠恢复是不可能的。它不是工程师尚未努力够的问题,而是一条由数学揭示的根本约束。

然而,香农真正革命性的主张还不止于设定上限。他的第三个重大思想是:利用数学编码克服噪声。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甚至显得荒诞:数学怎么可能消除电线里的杂音,或修复传输中受到干扰的信号?香农证明,借助适当的编码结构,接收端能够识别并纠正噪声引入的错误。更惊人的是,他声称只要找到正确的编码方法,就可以让通信速率接近香农极限,同时让错误概率低到任意希望达到的程度。这意味着在极限以内,噪声并不注定毁掉通信;在数学上,可靠通信是可能的。闹钟、手表、固定电话、手机接连响起,随后传来卫星信号与宏大的管弦乐,影片用现代设备发出的声音展示这一思想后来渗透到了怎样广阔的生活场景。

连婚姻都能解释的通信模型

为了让抽象理论更容易理解,几位研究者以幽默方式讨论“与配偶沟通”这一公认困难的问题。夫妻试图把自己的意思准确传达给对方时,同样会遭遇噪声和干扰:也许一方今天心情不好,也许另一方心情过于兴奋,也许孩子在背景里吵闹,或家里的狗不停地叫。结果,有时只是普通的一句话,也会被误听、误解,甚至酿成严重争执。一个人当然可以一遍遍重复同一句话,也可以越说越大声;但前者可能让伴侣厌烦,后者又可能被理解成发脾气。

研究者们借香农的理论打趣说,真正重要的是如何选择措辞、如何组织消息,而不是唠叨或提高音量。相同的意思可以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反复传递,让对方从多种线索中恢复原意;在沟通的末尾,还可以附上一种“纠错码”,比如说上一句“不过,我爱你”。这当然是用人际关系来比喻信道编码,并非香农曾制定婚姻沟通公式。紧接着画面响起夸张的爆炸声,把这一轻松比喻转入另一场真正改变科学界的爆炸——一九四八年论文发表时的冲击。

一九四八年的震动与随之而来的误读

香农的论文问世后,许多人几乎无法相信它所声称的结论:只要恰当设计编码,即便信道有噪声,仍能让通信错误少到所希望的程度。有些人读不懂推导;不少工程师则觉得理论距现实设备太遥远,简直像科幻小说。与此同时,一些科学家迅速看到了它的潜力,热烈拥护这门关于信息的新学科。香农被列入与理查德·费曼、沃森、克里克并列的杰出科学家名单,《时代》《财富》《科学美国人》相继介绍他的工作,连《Vogue》也刊登了关于他的专页,并请著名摄影师亨利·卡蒂埃 - 布列松在他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家中拍照。影片提到,这位摄影师的其他著名拍摄题材还包括圣雄甘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等历史事件;原字幕在列举其中一场葬礼时出现“Chairman Cat's funeral”的可疑转写,此处不擅自替换为其他历史事件。

影响力很快超出香农自己的预期。一九四八年的论文原本针对的是信息的数学理论,人们却开始试图把它应用到哲学及几乎所有其他领域,仿佛任何研究只要冠以“信息”二字,都能借用香农的公式。这股热潮很快失去节制,有些应用在概念上并不成立。贝蒂说,香农后来专门写文章劝大家不要一窝蜂赶时髦。香农解释,他担心本专业内部仍有大量艰苦、基础性的工作没有完成,研究者不应因为理论受到追捧,就忘记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访谈室里,米歇尔发现香农穿着一件有趣的 T 恤,他说是在伦敦机场买的。她问论文发表后他是否已经很有名,香农回答“并没有那么有名”。米歇尔又提起一位美国重要数学家曾批评这篇论文在数学上不够严谨,香农略带锋芒地回答,也许需要更聪明一点的人才能理解它。米歇尔补充,俄罗斯数学家似乎很快就懂了,香农承认确实如此。严肃争论与日常玩笑交替出现,显示他并不热衷于用英雄式的姿态解释自己的名声。

但米歇尔提出了最关键的疑问:香农已经证明某些好编码必然存在,却没有说明工程师怎样才能真正找到它们。大约三十五年过去,数字化表示、音频压缩等设想正在成为现实,可研究者依然没有发现能够真正逼近香农极限的实用编码。米歇尔追问,香农是否担心自己的定理永远无法通过技术实现。香农十分笃定地说:“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结果也完全正确。”他承认,确实有人怀疑技术会不会强大到足以实现理论,但世界上有不少聪明的年轻人正在努力寻找这些编码。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为影片后半段埋下伏笔。

从复杂问题中逐一拿掉零件

在轮盘转动的声响后,一位研究者回忆自己年轻时数次见到香农。第一次见面时香农正在演讲,他自己害羞而不成熟,不敢上前交谈。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拿一个自认为极其重要的信息论问题请教香农,本以为香农会立刻产生浓厚兴趣。出乎意料的是,香农起初似乎也觉得问题太复杂,却没有急着炫耀解法,只说:“让我们把它简化一点。”两人从问题中拿掉一个条件,再拿掉一个,又拿掉一个,直到它简化成一个近乎可笑的小问题,答案忽然显而易见。随后,他们又把删除的部分一点点放回去,完整问题便得到了解决。

受访者说,令人难以置信的不是简化本身,而是香农总能知道应该按什么顺序移走哪些东西,才能最终保留一个可解的核心。他经常搭建小型实验,让实验揭示复杂问题是否可能存在一般性的解法。镜头由此转入一个著名的实例:一只能够在迷宫里学习路线的机械老鼠。

忒修斯:会记路的机械老鼠

在一段旧影像中,香农面对镜头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克劳德·香农,贝尔电话实验室的一名数学家。这是忒修斯(Theseus)。”他展示的并不是真老鼠,而是一只用电来控制的机械老鼠。它能够通过试错解决某一类问题,并把找到的解法记下来;换言之,它能够从经验中学习。就像希腊神话中进入迷宫的英雄忒修斯,这只老鼠也必须寻找穿过迷宫的道路。

香农解释,机械老鼠靠电磁铁驱动,它的“大脑”则由一系列开关构成,与电话交换机里的开关有相似之处。布线工作大部分由贝蒂完成。有一天他把机器带到贝尔实验室展示,同事们很喜欢,觉得它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希望把它拍成电影。米歇尔问,这是不是最早的人工智能装置之一,究竟是什么时候造的。香农一时想不起来,朝屋里喊贝蒂的名字,问他们什么时候做出忒修斯。贝蒂回答“一九五〇年”,香农才说“对,就是那年”。贝蒂又补充,他先造过一只会在房间里走动、碰到东西便退回来的小乌龟,后来才造机械老鼠。

米歇尔随后问,既然香农主要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就完成了信息论研究,为什么要等到一九四八年才发表论文。香农自嘲:“大概是懒吧。”他说自己还有许多论文一直没有发表,拖延得比那篇更久。贝蒂告诉米歇尔,楼上有一箱又一箱未完成的论文,谁也不知道里面究竟有什么,或许应该罚香农把它们全部翻出来整理。香农承认,他从来不怎么喜欢写作,喜欢的是思想本身;但把思想写到纸上,往往才是获得学术认可的方式,而这一步他总是懒得去做。

贝蒂:作为“计算机”的数学家与共同创造者

贝蒂说,婚后香农常常口述论文,由她负责把文字写出来。米歇尔问她是否也在贝尔实验室当过数学家,香农笑道:“我娶了一台计算机。”这句话指向计算机尚未普及的年代,一个真实存在过的职业名称。孩子们解释,母亲贝蒂的算术能力实际上远强于父亲。她就读于罗格斯大学体系内的道格拉斯学院,主修数学,成绩优异,毕业时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社会上急需受过数学训练的人才。她拿到了好几份工作邀请,最后接受贝尔实验室的职位,担任当时被称为“computer”的人工计算员。

贝蒂后来把那种工作形容为“面向数学专业毕业生的秘书工作池”。房间里坐着一群受过高等数学教育的女性,负责为男性数学家和工程师完成大量计算。离开贝尔实验室后,贝蒂转向织布,并且在这一非常具有数学结构的手艺中取得出色成就,成为在手工织造中应用计算机的先行者。香农当然也为她制造了一台织布机。孩子们认为,父母是一对非常出色的搭档,彼此欣赏对方的智力与能力,两人合作的成果远超各自单独所做的事。贝蒂还特意澄清,她是在一九四八年论文发表之后才认识香农的,因此不能责怪她没有催他早点写出那篇论文。香农补充说,战争期间这项研究本来就不是工作优先事项,而他在早期也不曾预料它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贝尔实验室的黄金时代与尚未破解的谜题

研究者认为,香农一九四八年论文最优美的地方,在于它把普遍的通信问题浓缩成两个关键量:一条消息可以压缩到的最低尺度——熵,以及一条消息能够以多快的速率可靠地发送——信道的香农极限。这两个边界划出以后,整个通信工程界便进入了一场设法接近极限的竞赛,贝尔实验室处在竞赛中心。当时它是世界领先的通信研究机构;就在香农办公室不远处,一九四七年,贝尔实验室的同事发明了晶体管,比香农发表论文早一年。实验室里汇聚了多个领域的天才,但即便在这里,香农也显得格外突出。

有研究者把剩下的任务称为“香农大谜题”:香农已经用数学证明,可以实现他所设想的可靠通信,却没有告诉别人该怎样具体制造这样的系统。这既让人激动,也令人抓狂。研究者知道某种足够好的编码一定存在,却几乎找不到关于如何构造它们的提示。影片再次切到忒修斯的旧影像,香农说,它毕竟只能解决那些能够解决的问题;和人一样,它偶尔也会陷入某种无法摆脱的处境。伴着急促的音乐,机械老鼠在迷宫中陷入困局,仿佛映照了整个编码研究领域的长期僵局。

离开贝尔,来到麻省理工

米歇尔问香农为什么离开贝尔实验室、转到麻省理工学院。他沉默片刻,叹了口气说,贝尔曾给他很大的自由,但做久了也逐渐感到陈旧。他始终觉得自己在工作时间与研究方向上享有的灵活性,有些像组织给予个人的特殊照顾;他想,在麻省理工学院,这种自由也许不会显得那么反常。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麻省理工学院已经是技术研究的重镇,尤其在信息论方面实力强大。学校花了很大力气招募香农,终于成功,所有人都期待他带领学界兑现一九四八年论文的巨大承诺。

事情却没有按人们期待的方向发展。香农发表过一些重要的延伸研究,但此后到校园的次数越来越少,少到学校后来竟在他的办公室里安排了两名研究生。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学者依然难以找到香农所证明存在的优秀编码,对信息论渐渐产生怀疑。人们反复追问:“克劳德·香农究竟去了哪里?”影片再次回到开头的谜团:这位被视为信息时代奠基者的人,在自己创立的领域最需要技术突破的时候,似乎从学术舞台上退场了。

独轮车、杂耍和没有商业用途的机器

香农的孩子回忆,小时候父亲会像普通上班族一样穿戴整齐出门工作,后来这种情况渐渐少了,他越来越常待在家里。母亲曾向孩子解释,父亲已经从麻省理工学院请了假。外界可能认为,他从理论研究转向独轮车、杂耍和机械玩具以后,就不再工作了;但在孩子眼中,这些依旧是父亲真正的工作。香农沉迷于制造各种独轮车:有的轮子很小,有的巨大;有的车身很高,有的很矮;有的有脚踏板,有的没有;有的设座位,有的甚至没有座位。全家人都会试着骑一骑,看看不同设计究竟会怎样运作。

这份兴趣起源于贝蒂送给香农的一辆独轮车。孩子记得,那大概是一九五〇年或一九五一年,当时独轮车还不是随处可买的东西。家里长期流传着一个玩笑:如果孩子在学校表现不好,完全可以逃学去马戏团,而父母不仅不会生气,甚至会很高兴。香农在孩子出生前便已经会杂耍,并在孩子八九岁时教他们抛接球。他后来又试着制造能自己抛接物品的机械装置。香农解释,杂耍与模式有关,其中包含拓扑学与组合数学的结构;他还为《科学美国人》写过相关论文,推导球的数量与每只球停留在空中、握在手中的时间之间的关系。画面里,他一边应付一台叮当作响、似乎被称作“菲尔兹先生”的小装置,一边继续谈论自己的杂耍公式。

米歇尔问,他有没有想过把这些发明商业化。贝蒂立即说:“得了吧,我们不相信把乐趣拿去做生意。”香农也笑了。米歇尔追问,他难道不担心作品没有实用价值?香农说,那几乎是自己最后才会考虑的事情。他制造了许多没有用途的小玩意儿,只因为做起来有趣。他首先关心的是:这是不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不是一个优美的问题?证明一个定理,或者找到一种巧妙的解决办法,会让他获得强烈的满足感。赚取收入则是另一回事,香农说自己在股票市场挣钱,而不是靠证明定理挣钱。

米歇尔有些惊讶,问他真的炒股、真的对赚钱感兴趣吗。香农反问:“当然。你不感兴趣吗?”米歇尔再问他是否做得成功,贝蒂插话说,结果“超出了合理预期”。香农补充,他甚至研究过一些股票理论,觉得某些问题与有噪信道的信道容量有相似之处。米歇尔问,这是否意味着信息论能够应用到股票市场。香农玩笑般回答:“内幕消息。”贝蒂补充,他们有一些创办了优秀公司的好朋友。香农最后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的重要性还比不上产品与人。这里并不是一个宣扬赚钱技巧的段落,而是把研究、现实世界、友谊和游戏感并置,展示香农从不愿被单一的“理论科学家”身份定义。

当世界开始数字化,信息论却遭遇信任危机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香农的思想已经开始深入改变现实世界。曾经占据整间房屋的计算机不断缩小,数据经过压缩后存放到磁盘和光盘上,光盘表面即使有划痕,仍可能正常播放。旅行者号探测器从距离地球数十亿英里的深空传回图像。纪录片用这些例子说明,信息的数字化、存储、压缩和抗干扰能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组织技术世界。

然而,真正逼近香农极限的编码依然难以实现。几十年间,一批又一批极有才华的工程师和数学家尝试寻找香农证明存在的那种编码,却屡屡受挫。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种失望情绪开始弥漫:也许人类已经遇到一个无法跨越的实际边界,香农极限虽然在数学上漂亮、在理论上优雅,却可能根本无法达到。随着研究投入与成果之间的差距扩大,有人甚至开始问:“信息论是不是已经死了?”一些研究者逐渐离开这个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像是离开了香农。

米歇尔当面问香农,为什么在完成重大突破后,似乎就不再研究信息论了,是不是因为他已经厌倦。香农说,问题前半句基本正确:自己的确没有在后期做太多这方面的工作。但他提醒米歇尔,很多伟大数学家最优秀的成果都出现在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时候,年长后就没有那么多了,有点像运动员。他随即笑说,自己最近倒是刚开始慢跑。米歇尔指出,他现在似乎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各种装置上。香农回答,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本来就很多,而如今最吸引他的,恰恰是智能机器。

人脑之外的思考机器

香农认为,通信理论研究的是信息怎样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机器智能则进一步追问信息怎样像在人脑中那样被转化、处理和组织。他说,弄清楚人脑怎样工作,或者为什么有时不能正常工作,是眼前最大的挑战;如果有可能,他希望模拟人脑。他回忆自己经常与艾伦·图灵共进午餐,两人讨论计算机是否有朝一日能够达到人脑的水平,甚至远远超过人脑。这种兴趣并不是突然出现的:香农的硕士论文已经让开关实现逻辑成为可能,他此后制作的一系列机械装置又不断向“机器能否思考”这个问题靠近。

香农还写过有关计算机下国际象棋的论文,并与别人立下赌约:到二〇〇一年,计算机将战胜人类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受访研究者指出,早在一九四九年,电子计算机刚开始具备实际用途时,香农就设想可以通过程序,让这种新装置玩复杂而困难的国际象棋。他为如何设计棋类程序提出了一整套路线。仅仅写论文对香农来说仍然不够,他还实际制造了一台早期能够成功进行特定棋局计算的机器,名为 End Game,意即“残局”。当时的计算能力不足以支撑完整对局,所以它只能处理一盘棋最后六步左右的局面。从这台装置完成到后来有人依据香农的思想制造能够下完整一盘国际象棋的计算机,中间又过去了八年。

香农深知国际象棋的可能变化数量极其庞大,也曾计算过不同棋局的天文数字般的规模。但他的洞察是:想选出一步好棋,并不需要把所有变化一直算到棋局结束。计算机可以只向前搜索有限的若干步,对可能到达的局面进行评价,再选择通向较好局面的路径。这种有限前瞻与局面评估相结合的思想,成为后来国际象棋程序的基础。影片把它与机械老鼠联系起来:忒修斯通过试错记住迷宫路线,残局机通过搜索和评价挑选棋步,二者都是以物理机器模拟某种看起来属于大脑的能力。

一位受访者提出,已经在一九四五年前后与一九四八年相继完成密码学和信息论巨作的人,还能怎样再演一次同样壮观的“续集”?这非常困难。外界似乎总在等他拿出下一项惊人发现,也有人可能怀着嫉妒心理,希望看到他从高处跌落,借机说“看,他已经过气了”。但还有一小群人抱着另一种猜测:既然香农曾经独自秘密工作十年,突然把一项改变世界的成果放到所有人面前,或许他又在私下进行着某种完全没有告诉别人的大项目。影片随即把答案引向另一项极不寻常的发明。

香农与爱德华·索普:藏在鞋里的可穿戴计算机

香农问米歇尔,是否想看看最早的可穿戴计算机。随后他拿出自己与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爱德华·索普共同制作的设备。两人相识时,索普写过一篇关于二十一点扑克牌游戏的研究论文,希望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香农说,自己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唯一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索普因此来找他帮忙。谈着谈着,两人发现,索普对轮盘赌同样有不少有趣想法。

孩子们回忆,父亲一直对赌博和骗子的聪明手法感兴趣,也喜欢人性中那些有点灰色、不那么体面的侧面;吸引他的不是暴力,而是技巧、诡计与智力上的周旋。因此,《托普卡匹宫的宝藏》(Topkapi)和《欢乐音乐妙无穷》(The Music Man)这样展现巧思的电影,都在他的喜爱之列。香农专门从拉斯维加斯订购了一台轮盘赌轮,把它放在家里的地下室,和索普一起架上频闪灯,开始研究怎样利用一台可以穿在身上的小型计算机,提高预测轮盘落点的准确程度。富有热带气息的紧张音乐响起,镜头转向他们的秘密实验。

香农解释,这台小电脑可以测量轮盘转动的速度,以及小球沿反方向转动的速度。轮盘是一个摩擦很小、动态相对简单的系统。他们还发现,大多数轮盘赌台都存在非常轻微的倾斜,因此在实验中,大约三分之二的情况下可以预测小球最终会落在轮盘的哪一半。装置本体藏在香农口袋里,电线沿裤腿向下延伸,接到鞋中的一个小开关,由他用大脚趾操作;另外的导线向上通到耳中微型扬声器。电脑通过八个不同的音阶音符表示轮盘的八个扇区,索普耳朵里也有一只扬声器。合作时,香农负责操作设备,索普负责下注,两人在赌场里装作互不相识。

真正前往拉斯维加斯时,这套设计却暴露了许多现实问题。沿裤腿走线的电路不断短路,让香农受到轻微电击;索普的微型耳机还掉了出来,旁边一位女士以为是什么外星昆虫,几乎被吓坏了。香农和家人讲起这些意外时笑成一团,庆幸当时没有被抓起来。这段看似荒诞的故事,既保留了他们认真测量动力学与概率的工程思路,也展示了香农从来不认为科学家的实验必须局限于庄严的实验室。

有用还是好玩,是否真能分开

有一位熟悉香农的评论者认为,香农曾说自己不在乎实用性,但这句话不能照字面理解。他其实非常关心一个想法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只是不愿把一生花在创办公司上。创业通常需要强烈的竞争欲望,必须想要击败别人,而香农不是那种人。无论与谁谈话,他都不急于在智力上压倒对方,更像合作者而不是竞争者。他制造的东西,外表上常是玩具,内部却包含非常有用的思想。

机械迷宫是一件玩具,却揭示了学习、记忆与控制的一些深刻问题;国际象棋残局机同样像玩具,却让后来人工智能研究者学到许多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密码学工作在当时未必有直接实用价值,但一位评论者仍将其评价为极出色的密码学论文。另一位受访者强调,香农会提出别人根本没有想到要问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不但重要,还能够通过出人意料的方式得到解答。名叫罗伯特的受访者总结说,在香农这里反复讨论“实用还是好玩”,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愚蠢的问题。香农真正想做的,是理解事物。

米歇尔问香农,将来机器会不会有一天比人更会思考。香农回答:“我站在机器那边。”米歇尔笑着反问,机器是否也会想出喷火小号这样的主意。香农认为,这类真正创造性的能力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但在此之前,机器就已经能够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益处,他希望这一天越早到来越好。在这一问一答之后,纪录片概括了香农的独特位置:他的硕士论文为机器模拟思维奠定逻辑基础,自己又制造了迷宫老鼠和残局计算机;然而当人工智能和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时,他本人却已退居一旁,而信息论的应用范围仍在继续超出他当初的想象。

可靠电路、神经元与数字老鼠

米歇尔提到香农较晚的一篇论文:他证明了可以用存在故障的部件建造可靠电路。她问,这个思想能否用于理解人脑。香农说,他希望如此。人脑遭受各种各样的损伤后,仍然可能继续完成很多工作,这意味着其结构中一定存在某种冗余。他在访谈中举出人脑约有一百亿个神经元的说法,推测从生物演化的角度看,也许制造更多元件比设计高度精巧而紧凑的电路更容易。直接推演所有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组合,其复杂程度大得难以想象,几乎不可能穷尽;但如果能找到其中的模式,就有机会把问题简化。

一位研究神经系统的科学家沿着同一思路解释,脑中的信息并非彼此孤立,而是高度相关,因此存在大量冗余。知道某个位置出现某种神经元,往往便能推断邻近位置可能有哪些神经元、哪些没有。研究者可以把这些相关性归纳为决定神经元如何连接的规则,再用规则构造脑的模型。他们把模型装入一只虚拟老鼠的身体,为这个身体配置简化的眼睛、耳朵、皮肤和触须,使它能够接收感觉输入,然后放它进入虚拟迷宫。某种意义上,这正是香农近六十年前让机械老鼠通过试错寻找路径的当代延续,只是原先的电磁铁和开关,换成了数字模拟的神经网络与感知系统。

这位研究者又把香农与爱因斯坦放在一起比较。他认为,广义相对论已经深刻改变社会、世界与整个物理学,但香农理论的全部影响或许仍未充分显现。随着科学家更好地理解熵,并把信息论用于研究大脑、生物学、疾病等复杂系统,许多原来难以处理的问题可能会打开新入口。影片在这里不再把信息论仅仅视为电话和无线传输的理论,而是展示其成为研究复杂系统共同语言的可能性。

黑洞信息悖论:信息会真正消失吗

另一位物理学家指出,在很长时间里,大部分物理学家并没有把“信息”当作最核心的研究对象,哪怕那些探讨基础物理深奥问题的人也不例外。变化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黑洞信息悖论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受访者解释,如果让粒子以足够高的能量相撞,碰撞区域中聚集的能量可能足以形成黑洞。在经典描述里,任何东西都无法从黑洞内部逃出,连以光速运动的光也不行。

但斯蒂芬·霍金揭示了量子效应下黑洞会向外辐射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黑洞并非完全不向外泄漏。麻烦在于,在当时的描述中,黑洞辐射的性质似乎与最初形成黑洞的具体物质无关。这就造成一个尖锐的悖论:有关黑洞形成过程的信息究竟去了哪里?可以用无数种方式形成黑洞;打个夸张的比方,可以把一头大象扔进去,也可以把一部百科全书扔进去,可最终放出的辐射看起来却几乎一样,仿佛关于投入物的区别被彻底抹去了。

受访物理学家强调,这种信息消失在当时的经典和量子理论理解中都是不可接受的。要判断信息到底有没有丢失,研究者不得不更严肃地追问信息究竟是什么,并仔细使用熵的概念。由此,信息在物理学中的地位变得远比直觉想象的更为基础。许多后来变得重要的问题,最终都可以追溯到香农关于信息和不确定性的思想。宏大而奇异的物理问题在这一段中与最初那张朴素的通信示意图相互呼应:即便讨论的是黑洞,真正困难的仍是信息怎样被定义、保留、转化,以及怎样可能被恢复。

一九九三年,香农极限终于迎来转折

一位研究者回忆,一九九三年自己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距毕业大约还有一年。他参加了瑞士的一场大型通信会议。这并非专门的信息论会议,参会者约有八九百人,通常同时举行十到十二场分会,主题从下一代移动电话标准到高度数学化的通信理论,范围非常宽广。有一天,他因为没有特别想参加的其他会议,便走进一场报告;其中有一位他觉得讲得不错的演讲者,但除此之外,现场并没有什么吸引他的理由。

随后上台的是一支几乎无人认识的研究团队。按受访者回忆,团队由两名法国研究者和一名来自泰国的研究者组成,在当时的信息论与编码理论圈子中声名不显。大多数参会者可能还在彼此聊天,真正认真听讲的人寥寥无几。几位研究者却宣布,他们设计的编码基本上已经逼近香农极限。听到这句话,现场反应不是欢呼,而是强烈怀疑:是不是计算机仿真出了问题?是不是他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是不是数学推导有错?几十年来,人们反复寻找却没有找到的东西,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样一场不起眼的报告里?

有受访者说,那个结果令人震惊,而且方案看起来并不优雅,甚至可以用“丑”来形容。它的证据很大程度上来自实验与仿真,而不是一开始就能让人心悦诚服的漂亮理论。核心思路是把多个简单部分以特定方式组合起来,形成复杂的编码结构。随后展示的仿真曲线表明,它能够非常接近香农所预言的性能界限。这正是后来被人们视为编码理论重大转折的时刻。影片把这一突破描述为香农发表理论约半个世纪后,他对信息时代未来的设想终于获得关键验证:合适的编码确实能够在噪声存在的情况下实现极低错误率的通信,数学上早已证明的可能性开始转化成现实可用的方法。

一位受访者说,香农在一九四八年所预见的事情终于一一实现,他的主张得到了充分证明。另一位评论者安德烈娅列出数字通信的日常场景:把文件存入硬盘,播放 CD 或 DVD,使用手机通话,发送电子邮件、推文或短信,使用 Instagram,参与无线通信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凡是把信息以数字形式储存、处理或传送的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一九四八年论文建立的概念。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花费大量时间使用各种编码,这些编码正是香农当年证明应该存在的东西。信息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安德烈娅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总结:“今天,每个人都把香农装在口袋里。”

终极机器、摇摆乐与信息爆炸

回到香农堆满玩具的房间,他向米歇尔展示自己的“终极机器”(ultimate machine)。装置发出嗡嗡声,里面的机构伸出来又缩回去,伴随着开关、机械碰撞和令人忍俊不禁的小动作;米歇尔发出惊讶的声音,香农则笑着问她,是否知道爵士乐大师胖子·沃勒(Fats Waller)谈到摇摆乐时说过什么。米歇尔表示不知道,香农回答:“有的人天生就懂,有的人就是不懂。”他说的是一句关于感受、直觉与天分的幽默评语。机器继续发出声音,镜头再一次转向舒缓的器乐,仿佛把玩具房中的小小谜题和他毕生追逐的大问题联系在一起。

一位受访者提出另一个问题:香农当年究竟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发现会带来多么巨大的信息总量?他是否预见到后来所谓的“信息爆炸”?受访者以影片制作时代的口吻指出,仅仅最近几年人类产生的信息,就可能超过此前漫长历史积累的信息总和,并用一个夸张的比喻形容香农的成就:“他不只是赢得了彩票,他简直发明了彩票本身。”这里强调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统计口径,而是信息论的影响已经从一种工程方法,扩展为现代社会组织与交流的基础。

失去记忆的香农与女儿珍藏的最后一次讨论

接下来,香农的孩子讲起一段令人伤感的回忆。一九九二年,她刚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父亲已经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认知能力明显受损。有一天,父亲问她准备研究什么。她当时参与的课题涉及地球磁场为何会隔一段很长的时间发生方向翻转,她向父亲描述,地磁极性大约每隔百万年尺度便可能出现这样的变化。出乎她意料,香农几乎立刻提出几个直指问题核心的提问。尽管疾病已经侵蚀了他的许多能力,他仍然准确抓住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

她当时欣喜地想,真是太好了,自己接下来整个研究生阶段都能有这样一颗杰出的头脑陪伴,父女二人可以一起讨论问题,那会是多么有趣的事情。然而,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太久。香农很快就难以再进行同样深入的提问,甚至无法保持从前的思考能力,因此女儿最终并没有在整个研究生阶段获得原本期待的智力陪伴。但她始终清楚记得那场对话,记得自己当时的惊讶与激动,也记得父亲仍能一眼看穿复杂问题本质的那一瞬间。影片以轻柔的器乐陪伴这段回忆,没有把疾病简化成戏剧化的结局,而是让那一次短暂的科学讨论,成为记忆中格外鲜明的片段。

“香农之后”的年代

另一位受访者说,有些科幻小说把未来的年份写作“AS”,即 After Shannon——“香农之后”。这个设定听上去像玩笑,却未必完全荒唐。若从文明史的角度回看,数字革命与计算机造成的社会变化,确实是在极短时间里突然展开的,其速度和范围在许多方面都极不寻常。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追问,在那个阶段究竟发生了什么;若要把这场变化与某个人联系起来,香农是一个有力的选择,因为他提供了后人可能长期继续使用的基本工具。因此,按照“香农之后”来计算年代的科幻想象,竟也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香农在影片结尾说:“发明一种东西,就像把一条消息装进瓶子,抛向未来。”温和的爵士乐随之响起。女儿佩吉回顾父亲,认为他的特别之处并不仅在于拥有数学理论研究的能力,也在于他同时热衷于亲手造东西。他像一个刚开始探索世界的幼儿,始终没有失去童年般的好奇与快乐:学习新东西,发现新东西,把零件组合起来,在不同事物之间建立联系。他不会因为一种想法没有即时用途就放弃它,也不会因为别人觉得一个问题微不足道而停止追问。

最后,影片没有再为香农的生活做出新的解释。爵士乐持续,画面进入漫长的收尾,随后又响起一段强烈的器乐。喷火的小号、围栏电报、布尔代数、密码学、机器老鼠、残局计算机、独轮车、杂耍球、轮盘赌轮、虚拟神经元和今天每个人口袋里的通信设备,在这时汇成了同一条线索:香农总在寻找模式,并把看似不相干的事情连接起来。半个世纪以前,他发出了一条关于信息的“瓶中信”;在他不再能够完整思考那些问题之后,世界仍然继续读到那条消息,并依据其中的思想改变自己。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诗篇 23:4